与缝纫机设备一道走过的日子

 在计划经济年代，上海人每年会发一丈两尺布票，凭票可以到绸布商店买布料做新衣服。当时虽然也有服装店，但价格较贵，一般老百姓是不会去买现成衣服穿的，都是买布找人缝制，因此，母亲所在的缝纫组，生意一直很好。

 儿时的记忆里，母亲除了忙家务，其余时间都是与缝纫机为伴。在经济不宽裕、物质很匮乏的年代，我们全家人一年四季的内外衣服，全是母亲自己做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小时候我们兄妹的穿着，总比同龄人光鲜时尚一些，从幼年的娃娃衫、小童装，到读书时的白衬衫、蓝裤子、学生装、花罩衫，从“文革”初期的仿军装，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山装等，社会上的流行款式，总会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。由于母亲自己会裁会做，她会经常抽空到布店淘便宜的“零头布”，买合算的“宽幅料”，套裁拼接做出的衣服裤子，既省钞票又省布票，还很得体时尚。因此，我们家人的衣裤也比别人家多一些。

 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结婚流行新娘穿中式滚边盘扣织锦缎棉袄，母亲也是不顾自己已经年过半百的年纪，亲手为我妻子和两个妹妹做了好几件这样的嫁衣。其实，受惠于母亲缝纫活的不仅仅是我们家人，伯伯孃孃、舅舅阿姨等亲戚家的大人小孩，亦或邻居、朋友，甚至我们的同学同事、孙辈们的老师等，都曾“借过”母亲的光，穿过母亲做的衣裳。时至今日，不少亲戚邻居朋友提起过去的事情，还会感激母亲当年“帮我们做过新衣裳”。

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母亲退休了，跟随她三十年的缝纫机也一起回了家。但是，母亲退而不休，找她做衣服的“老生意”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，一段时间忙的她“生活”还来不及做。好在当时已经改革开放，政治经济形势已经相对宽松，已没人指责这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，也没人来“割资本主义的尾巴”了。直到我儿子出生，母亲才坚决回绝了这些老顾客，专心致志地带孙子了。